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;诏书同意公开将百姓向海外迁徙？
所以这些大佬一个个表示为难。
商议了许久，最后才搭成一个命令，非是六等户，而是七等户以下。真正的赤贫百姓，才让他们迁徙。同时这个二十贯也太多了一点。搞得象朝廷卖人似的。因此换了一个说法，每迁走一户百姓。许以海商捐助十贯钱帛，但非是交给这些移的亲友手中，而是交给朝廷，用以周济更多的灾民。而且是用口诏形式，向密州下达。
大家心领意会就行了，不能下明诏……
但就是这道口诏，还是有两个原因才同意的。
第一现在密州港只有一百多艘海船，由他们装，能装多少百姓走？
确实也如此，最后秋风起，这些海船离开密州港，带走了两万六千余户不足八万百姓离开。船虽大，还要载货，没办法带更多百姓离开。
即便这样，还让一些大臣感到不妥。
实际他们想搞错了，口诏做了进一步限制，是七等户以下的百姓，这些百姓即便没有灾害，朝廷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？
不是两万六千余户，若是这次能带走二十六万户，那么能带走两路一半的赤贫户，以后各州府都好治理地方了。如果想土地不紧张，兼并降低，那不是二十六万户，而是五十万，七十万户，才能解决两路土地与兼并的危机。
虽然让一些大臣感到肉痛，然而另一条好消息到来。秋风到来，先行去润州港的船只从倭国高丽那边返回，速度快得出忽所有人意料之外。
只是带来的粮食并不多。
其实翻一下各个市舶司的记录也能了解原因。
宋朝进口货物，包括各种香料、珍宝、药材、棉布、高丽绢、高丽秘色（青瓷）、高丽参、倭国刀扇、各式木材板材、硫黄、镔铁、皮货、筋角、玻璃，基本就这些了。
出口的则很多了，陶瓷器、漆器、丝绸、布帛、书籍、各种金银铜铁锡以及相关制品、铜钱、玩具、梳、扇、伞、乐器等工艺品、药材、茶、糖、果脯、酒、米、盐……反正大多数东西都能销售出去，只是外国穷啊，买不起，或者没有足够的货物交易。
所以产生了一个局面，铜钱外流。
宋朝富啊，于是宋朝铜钱喧宾夺主，取代了当地铜钱，成了倭国、高丽、交趾以及南海诸国的硬通货币，有一些国家包括倭国为了杜止这种局面，不让宋钱进入，但因为自己国家的铜币质量不合格，标准不一，最终产生了货币混乱，经济萎缩。于是不得不又放开宋钱涌入。以至有人哀叹“我国还是卷入了汪洋的宋钱经济的漩涡中”。实际宋朝巴不得他们自己铸的钱管用呢。这个货币外流，让宋朝更悲催。
但为什么有酒米盐呢？
酒是指高档的清酒，也往倭国与高丽销售。
盐是一些缺盐地区。虽然宋朝盐很贵，但利用海船的优势。还能用盐换回更多的货物。
这个米便是指高丽与倭国，这两个国家山多地少人多，粮食很紧张，一旦有了灾害，粮价涨起来更快。当然，这便产生了交易。
所以，从这两个国家带回的粮食并不多。
而且东南开始出现旱情，于是一起涌入杭州卸下。交给官府去处理。
同时一批粮食也从荆湖路与巴蜀，顺长江而下，运到了东南。这个成本有些高，但来得正及时，润州常州，从秋后同样出现了很重的旱灾。
以至一些知道真相的大臣慨叹，王巨这小子料事如神。
还有一件事也证明了王巨的料事能力。
落雨了，实际雨落得不多，北方的旱情也没有完全解除。
不过河堤暴晒之下浸水，终于一处河堤溃崩。但因为雨水不大。河汛也不大。
因此文彦博在奏章里写道：“河溢坏民田，多者六十村，户至万七千。少者九村，户至四千六百，愿蠲租税。”
但文彦博夸大了。
这是大名府地界，地势平坦，那可能九村就有四千六百多户百姓？有一些大村庄确实有五百户百姓，可这样的大村庄在宋朝极少极少的，即便边境的大寨子，一州超过五百户的寨子也是一巴掌能数得过来的。况且是九个在一起的村庄。
再说，是六十多村一万七千户受灾。还是九村四千六百户受灾？不能误差这么大吧。
赵顼也没有太在意，既然受灾了。那就罢其租税吧。
然而文彦博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是受灾百姓的免税。而是针对了程昉去的。
程昉犯了严重错误，有水灾，不上报朝廷。
赵顼便让都水监官员责问程昉，文彦博更是利用手中职权，对程昉进行种种诘难。
若是历史不变动的话，实际宋神宗时，人口增涨最快的不是熙宁之时，而是元丰之时。原因很简单，正是王安石实施了农田水利法，从河北种种水利到南方的江东圩，它们的出现，养活了更多的百姓。
河北这块，程昉得占据一半功劳。
然而因为程昉是太监，又不附从文彦博韩琦等人，现在又凭空增加了一道恩怨，那就是王巨与他走得很近，结果种种诬蔑。
在文彦博的带领下，无数士大夫对程昉疯狂地群起夹攻，导致其提前两年忧愤而死……
但老文事儿摊大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！
第二个原因，便是契丹来敲诈了。
熙宁七年这场大旱，都能在整个中国历史排上号的。
如果辽国能略略表达一些善意，那怕派使前来慰问一下，也许赵顼也不会那么愤恨，以至留下遗嘱，谁能收复燕云者，立授异姓王。
但辽国没有，看到宋朝大旱，立即派了使者到宋朝，对赵顼说，我们两国重新商议一下边境。
赵顼立即蒙了。
他又想到了王巨奏章上所说的话，宋辽两国久未开战，边民松弛，边军不能战，甚至连有的堡砦都快荒废了。一旦有变，京城危矣。所以必须要训练一支强大的禁兵，以及禁骑兵，然后酌情于河北河东置设边军。
果然来了。
现在不但边境松弛，而且百姓都在逃荒中，整个河北一片混乱。
想一想一旦辽国此时乘机入侵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
因此他让刘忱与吕大忠陪着辽国使者萧禧前去边境谈判，在刘吕临离开京城时，他含羞忍愤说了一句：“辽国那边都是粗野之人，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。他们想要什么，就给他们什么好了。”
意思是只要你们能将辽国稳住不发兵，那怕适度地割让一些土地，朕都不怪罪你们！
不管历史改不改变，辽国的这次敲诈，实际是一次毁灭性的敲诈，一再地趁我们大宋困难时过来敲诈。
反正你们辽国不遵守信诺，那么我们宋朝为什么还要遵守信诺，一旦我们大宋强盛了，为什么不能撕毁条约，向你们辽国发兵！
好了，若是历史不改变，海上之盟来了……
不过赵顼这一回派错了人，他根本就未想到这二人热爱大宋爱得过了份，连命也不要了，正是这二人不要命，韩琦临终前迅速掉了逼格。(未完待续)
;诏书同意公开将百姓向海外迁徙？
所以这些大佬一个个表示为难。
商议了许久，最后才搭成一个命令，非是六等户，而是七等户以下。真正的赤贫百姓，才让他们迁徙。同时这个二十贯也太多了一点。搞得象朝廷卖人似的。因此换了一个说法，每迁走一户百姓。许以海商捐助十贯钱帛，但非是交给这些移的亲友手中，而是交给朝廷，用以周济更多的灾民。而且是用口诏形式，向密州下达。
大家心领意会就行了，不能下明诏……
但就是这道口诏，还是有两个原因才同意的。
第一现在密州港只有一百多艘海船，由他们装，能装多少百姓走？
确实也如此，最后秋风起，这些海船离开密州港，带走了两万六千余户不足八万百姓离开。船虽大，还要载货，没办法带更多百姓离开。
即便这样，还让一些大臣感到不妥。
实际他们想搞错了，口诏做了进一步限制，是七等户以下的百姓，这些百姓即便没有灾害，朝廷又能指望他们做什么？
不是两万六千余户，若是这次能带走二十六万户，那么能带走两路一半的赤贫户，以后各州府都好治理地方了。如果想土地不紧张，兼并降低，那不是二十六万户，而是五十万，七十万户，才能解决两路土地与兼并的危机。
虽然让一些大臣感到肉痛，然而另一条好消息到来。秋风到来，先行去润州港的船只从倭国高丽那边返回，速度快得出忽所有人意料之外。
只是带来的粮食并不多。
其实翻一下各个市舶司的记录也能了解原因。
宋朝进口货物，包括各种香料、珍宝、药材、棉布、高丽绢、高丽秘色（青瓷）、高丽参、倭国刀扇、各式木材板材、硫黄、镔铁、皮货、筋角、玻璃，基本就这些了。
出口的则很多了，陶瓷器、漆器、丝绸、布帛、书籍、各种金银铜铁锡以及相关制品、铜钱、玩具、梳、扇、伞、乐器等工艺品、药材、茶、糖、果脯、酒、米、盐……反正大多数东西都能销售出去，只是外国穷啊，买不起，或者没有足够的货物交易。
所以产生了一个局面，铜钱外流。
宋朝富啊，于是宋朝铜钱喧宾夺主，取代了当地铜钱，成了倭国、高丽、交趾以及南海诸国的硬通货币，有一些国家包括倭国为了杜止这种局面，不让宋钱进入，但因为自己国家的铜币质量不合格，标准不一，最终产生了货币混乱，经济萎缩。于是不得不又放开宋钱涌入。以至有人哀叹“我国还是卷入了汪洋的宋钱经济的漩涡中”。实际宋朝巴不得他们自己铸的钱管用呢。这个货币外流，让宋朝更悲催。
但为什么有酒米盐呢？
酒是指高档的清酒，也往倭国与高丽销售。
盐是一些缺盐地区。虽然宋朝盐很贵，但利用海船的优势。还能用盐换回更多的货物。
这个米便是指高丽与倭国，这两个国家山多地少人多，粮食很紧张，一旦有了灾害，粮价涨起来更快。当然，这便产生了交易。
所以，从这两个国家带回的粮食并不多。
而且东南开始出现旱情，于是一起涌入杭州卸下。交给官府去处理。
同时一批粮食也从荆湖路与巴蜀，顺长江而下，运到了东南。这个成本有些高，但来得正及时，润州常州，从秋后同样出现了很重的旱灾。
以至一些知道真相的大臣慨叹，王巨这小子料事如神。
还有一件事也证明了王巨的料事能力。
落雨了，实际雨落得不多，北方的旱情也没有完全解除。
不过河堤暴晒之下浸水，终于一处河堤溃崩。但因为雨水不大。河汛也不大。
因此文彦博在奏章里写道：“河溢坏民田，多者六十村，户至万七千。少者九村，户至四千六百，愿蠲租税。”
但文彦博夸大了。
这是大名府地界，地势平坦，那可能九村就有四千六百多户百姓？有一些大村庄确实有五百户百姓，可这样的大村庄在宋朝极少极少的，即便边境的大寨子，一州超过五百户的寨子也是一巴掌能数得过来的。况且是九个在一起的村庄。
再说，是六十多村一万七千户受灾。还是九村四千六百户受灾？不能误差这么大吧。
赵顼也没有太在意，既然受灾了。那就罢其租税吧。
然而文彦博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是受灾百姓的免税。而是针对了程昉去的。
程昉犯了严重错误，有水灾，不上报朝廷。
赵顼便让都水监官员责问程昉，文彦博更是利用手中职权，对程昉进行种种诘难。
若是历史不变动的话，实际宋神宗时，人口增涨最快的不是熙宁之时，而是元丰之时。原因很简单，正是王安石实施了农田水利法，从河北种种水利到南方的江东圩，它们的出现，养活了更多的百姓。
河北这块，程昉得占据一半功劳。
然而因为程昉是太监，又不附从文彦博韩琦等人，现在又凭空增加了一道恩怨，那就是王巨与他走得很近，结果种种诬蔑。
在文彦博的带领下，无数士大夫对程昉疯狂地群起夹攻，导致其提前两年忧愤而死……
但老文事儿摊大了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！
第二个原因，便是契丹来敲诈了。
熙宁七年这场大旱，都能在整个中国历史排上号的。
如果辽国能略略表达一些善意，那怕派使前来慰问一下，也许赵顼也不会那么愤恨，以至留下遗嘱，谁能收复燕云者，立授异姓王。
但辽国没有，看到宋朝大旱，立即派了使者到宋朝，对赵顼说，我们两国重新商议一下边境。
赵顼立即蒙了。
他又想到了王巨奏章上所说的话，宋辽两国久未开战，边民松弛，边军不能战，甚至连有的堡砦都快荒废了。一旦有变，京城危矣。所以必须要训练一支强大的禁兵，以及禁骑兵，然后酌情于河北河东置设边军。
果然来了。
现在不但边境松弛，而且百姓都在逃荒中，整个河北一片混乱。
想一想一旦辽国此时乘机入侵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
因此他让刘忱与吕大忠陪着辽国使者萧禧前去边境谈判，在刘吕临离开京城时，他含羞忍愤说了一句：“辽国那边都是粗野之人，道理说不通就会动粗。他们想要什么，就给他们什么好了。”
意思是只要你们能将辽国稳住不发兵，那怕适度地割让一些土地，朕都不怪罪你们！
不管历史改不改变，辽国的这次敲诈，实际是一次毁灭性的敲诈，一再地趁我们大宋困难时过来敲诈。
反正你们辽国不遵守信诺，那么我们宋朝为什么还要遵守信诺，一旦我们大宋强盛了，为什么不能撕毁条约，向你们辽国发兵！
好了，若是历史不改变，海上之盟来了……
不过赵顼这一回派错了人，他根本就未想到这二人热爱大宋爱得过了份，连命也不要了，正是这二人不要命，韩琦临终前迅速掉了逼格。(未完待续)